台灣立委罷免潮:情勢分析、結果預測與區域影響評估

I. 執行摘要

本報告旨在深入分析2025年台灣「大罷免潮」中,哪些公職人員面臨超過50%機率被成功罷免的風險。此次罷免運動規模空前,其背景源於2016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門檻的降低,以及2024年大選後「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所引發的國會爭議。分析顯示,罷免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包括投票率、被罷免者的「仇恨值」與公眾形象、各政黨的動員能力,以及「中國因素」論述的影響力。

綜合評估,數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及新竹市市長高虹安被認定為高風險個案,其罷免成功機率預計超過50%。這些個案普遍具備高連署達成率、高負面聲量,且其爭議行為涉及議事失職、誠信問題、親中立場,甚至司法案件。若罷免案大量通過,將可能改變立法院的政治版圖,對台灣未來的國會運作與政策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II. 台灣罷免制度與本次罷免潮背景

台灣公職人員罷免制度概述

中華民國憲法賦予人民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明確保障公民罷免民選公職人員的權利 。然而,在2016年修法之前,台灣的罷免案成功案例極為罕見,例如2015年蔡正元罷免案的失敗 。這使得罷免權在實踐中往往流於形式。  

2016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修正,大幅降低了罷免的門檻,對台灣政治生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修法取消了「罷免活動不得宣傳」的規定,並下修了罷免提案與連署的門檻。更重要的是,罷免案的通過門檻調整為「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這項修法使罷免從一個象徵性的行動轉變為一個更具實質政治影響力的工具。此後,台灣陸續出現了成功的罷免案例,包括2020年高雄市市長韓國瑜(同意票高達97.40%)以及2021年立法委員陳柏惟 。這些先例為後續大規模罷免運動的發生奠定了基礎,表明當前的「大罷免潮」並非僅是單純的民意爆發,而是在一個更為寬鬆的法律框架下,公民權利得以更有效行使的結果。這項制度變革,預示著台灣民主政治可能進入一個更強調公民問責,但也可能伴隨更高政治不穩定性的新階段。  

本次「大罷免潮」的獨特性與規模

2025年的「大罷免潮」是台灣政治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免運動,涉及數十名民選公職人員 。此次罷免案約佔全國立法委員選區的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北部和都市地區  

罷免投票分為兩批進行:首批投票日為2025年7月26日,主要針對24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及新竹市市長高虹安(無黨籍,原民眾黨籍,目前停職中) 。第二批投票日訂於8月23日,將有7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面臨罷免,包括南投縣的馬文君和游顥,此次投票可能與全國性公民投票合併舉行 。截至2025年7月18日,中央選舉委員會已公告33個罷免案成立,其中包含31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1名無黨籍市長及1名民主進步黨籍縣議員  

「朝小野大」政治格局與「國會改革法案」爭議的觸發

2024年台灣大選後,儘管民主進步黨(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卻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數席次。中國國民黨(國民黨)以52席(另有2席無黨籍立委參與國民黨團運作)及台灣民眾黨(民眾黨)的8席,共同組成國會多數,形成了「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 。這種權力結構的不平衡,為後續的立法衝突埋下了伏筆。  

第十一屆立法院於2024年2月上任後不久,國民黨與民眾黨團便聯手推動多項「國會改革」法案 。這些法案賦予立法院調查權、聽證權,並增訂藐視國會罪等,引發了社會廣泛爭議,被批評為「擴權」並「違憲」 。此外,兩黨團在202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查中,大幅刪減預算,包括將監察院業務費削減96% 。批評者認為這些行為嚴重影響憲政機關運作,危害國家利益  

「朝小野大」的政治結構是此次罷免潮強度與廣度的直接原因。當握有立法多數的在野黨,其行為被相當一部分選民視為違背公共利益或憲政規範時,罷免便成為公民表達不滿、試圖重新平衡政治權力的直接且強而有力的機制。這表明當前的罷免運動不僅是針對個別立法委員的行為,更是對台灣在分裂政府體制下民主治理本質的一場廣泛角力。

「青鳥行動」與「以罷制罷」的政治動態

針對國會爭議法案,公民團體發起了「青鳥行動」,自2024年5月17日起在立法院外舉行大規模抗議,要求退回爭議法案 。隨著立法議程的推進,該運動將焦點轉向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的基層罷免連署,主張這些立委的行為「背離民意」  

作為反制,國民黨與民眾黨也啟動了「以罷制罷」策略,提案罷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及地方議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針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的罷免案均在第二階段連署時宣告失敗 。這與31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罷免案及新竹市市長高虹安罷免案成功進入投票階段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鮮明的對比揭示了公眾情緒、政治動員能力,以及罷免訴求的正當性在泛藍與泛綠陣營之間存在顯著的不對稱。針對泛藍陣營的罷免訴求,通常圍繞著「親中立場」和「破壞憲政秩序」等敘事,似乎更為廣泛、更具感染力,或組織動員更為有效,進而能夠達到連署門檻。相較之下,泛藍陣營針對泛綠的反制罷免未能激發足夠的民意支持以通過連署階段。這表明國民黨的「以罷制罷」策略可能存在誤判,或缺乏足夠的公眾認同。

III. 罷免成功關鍵影響因素分析

投票率

政治學者普遍認為,投票率是決定罷免案成敗的關鍵因素,尤其在這次「史無前例」且「難以預測」的大規模罷免選舉中更是如此 。歷史數據顯示,罷免投票率通常低於一般選舉。例如,2020年和2024年立委選舉投票率均超過7成,而近年來的罷免選舉投票率則在4至5成之間  

罷免支持者通常具有更高的投票意願,因為他們希望透過罷免成功來改變政治現狀,並期待隨之而來的補選機會 。反對罷免的一方則處於防守狀態,其投票意願可能相對較低。在藍綠基本盤接近的選區,罷免結果將高度取決於雙方的動員能力。若國民黨未能有效動員其支持者出來投票,其立委被罷免的風險將顯著增加  

「仇恨值」與公眾形象

罷免選舉常被視為「仇恨票」的展現,因此,那些具有較高「仇恨值」或負面公眾形象的立法委員,往往成為主要的罷免目標 。專家觀察指出,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以及台北市立法委員徐巧芯、王鴻薇等,因其在媒體上的高曝光度、在立法院的爭議言行及堅定黨團立場,累積了較高的負面聲量和「仇恨值」 。他們的總聲量數據也顯示出高負面情緒的關聯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震傳媒2025年6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對於國民黨立委的罷免,整體而言「不同意」的比例(38.7% / 40.1%)持續高於「同意」的比例(27.1% / 27.3%) 。這項數據與專家預測可能有多席國民黨立委被罷免的判斷 之間存在潛在的差異。這種差異表明,廣泛的民意調查可能未能完全捕捉到支持罷免團體在地方層面所展現的強烈動員能力和投票意願。儘管整體民意可能傾向於不罷免,但罷免案的低投票率特性,加上支持罷免者更為強烈的投票動機,使得少數高度動員的選民足以影響結果。此外,民調中「無意見」的受訪者比例 也可能在投票日當天傾向於支持罷免方,進一步影響最終結果。這凸顯了在罷免選舉中,支持的強度和動員的廣度,可能比單純的民意支持度更為關鍵。  

政黨動員與組織戰

國民黨在「以罷制罷」行動中,針對民進黨籍立委的罷免案全數在連署階段失敗 ,這暴露出其在基層動員或罷免訴求說服力方面的潛在弱點。為應對此次「大罷免潮」,國民黨正積極展開「陸戰」宣講活動,並推動「反廢死公投」作為反制動員策略 。黨內高層,如台北市長蔣萬安、台中市長盧秀燕及立法院長韓國瑜,也積極參與輔選造勢,試圖穩固藍營支持者並催出反罷免票  

民進黨方面,儘管罷免行動主要由公民團體發起,但黨團總召柯建銘等黨內人士對「大罷免」表達支持,稱其為「民主深化」和「建立新國會」的途徑  

台灣民眾黨選民的投票意向,在此次罷免中扮演著關鍵的搖擺角色 。民眾黨最初對罷免案態度不明,內部存在爭議,但最終意識到若不參與此次罷免,可能導致其政治影響力下降,尤其是在國民黨失去國會優勢的情況下 。因此,民眾黨選民的投票傾向,將在多個選區決定罷免案的最終結果。  

「中國因素」的論述與影響

「中國因素」以及「反共護台」的論述,是此次罷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的核心訴求 。罷免方指控國民黨立委「通敵」、「出賣台灣」,不支持國防開支,並造成國會混亂 。例如,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的中國行 以及王鴻薇被指控與中國統戰機構高層會晤 ,均成為罷免理由中的重要環節。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官方及官媒罕見地公開介入台灣內部罷免,譴責此次罷免是總統賴清德的「政治陰謀」 。然而,這種外部干預反而被罷免發起方巧妙地運用,例如知名企業家曹興誠便公開表示,中方的言論「這表明他們(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一起。這對我們有幫助」 。這種情況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意外地為支持罷免的團體提供了更有力的論述,使其對國民黨「親中」的指控更具說服力。這使得國民黨更難以擺脫與北京的關聯,進而可能提高被罷免者的風險。國民黨方面則否認親北京,強調兩岸應溝通,並堅稱罷免是台灣內部事務,與中國大陸無關  

個案爭議的嚴重性與持續性

每一位面臨罷免的立法委員都背負著獨特的指控。這些指控的嚴重性、是否涉及道德瑕疵或法律問題,以及爭議事件的持續性,都會顯著影響其被罷免的機率。高曝光度的爭議,特別是那些持續受到媒體關注並引發公眾討論的事件,會不斷累積被罷免者的「仇恨值」,進而增加罷免成功的可能性。

IV. 高風險罷免個案深度分析

以下將針對此次「大罷免潮」中,預計有50%以上機率可能被罷免的個案進行深入分析。罷免通過的條件為: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  

A. 7月26日投票案

2025年7月26日,將有24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及新竹市市長高虹安面臨罷免投票  

  • 徐巧芯 (台北市第七選舉區)

    • 罷免理由: 徐巧芯被指控公然輕視議事(如會議中睡覺、稱法案為「垃圾」)、公共場合不當言行(直播中粗俗語言、比中指)、使用歧視性語言(稱同事「瘋子」)、涉嫌惡意行為(助理攜帶違禁品闖國會)、洩露國家機密(外交國防委員會成員)、誠信問題(家人涉詐欺、購房超貸爭議)、操縱輿論(黨內初選假摔)以及國防問政專業素養不足(「過氯酸銨含磷量過高」、「浮起來就有錢了」)  

    • 連署表現: 其第二階段連署達成率高達175%,為全國最高 。具體而言,在23,482份的門檻下,有效連署書達到41,867份  

    • 「仇恨值」/媒體關注: 政治學者指出其負面媒體曝光度高,具有顯著的「仇恨值」 。其總負面聲量為68,420則  

    • 罷免成功機率評估:高。 極高的連署達成率顯示了選區內強烈的罷免動能。其高知名度伴隨的「仇恨值」,以及針對其議事行為、道德操守、國家安全等層面的廣泛且具體的指控,為罷免團體提供了充足的動員理由。這些爭議的持續性與細節,使選民難以忽視,增加了投票日支持罷免的意願。

    • 同意票門檻: 75,995票  

  • 傅崐萁 (花蓮縣)

    • 罷免理由: 針對傅崐萁的罷免運動,源於其長期在花蓮的政治影響力,該地區常被稱為「花蓮國」,當地民眾長期處於「壓抑」狀態 。此外,此次「大罷免潮」的普遍原因也適用於他,包括其在立法院的爭議行為以及對中共介入台灣政治的擔憂 。其作為國民黨團總召近期訪問中國大陸,更被罷免團體解讀為「通敵」行為  

    • 連署表現: 其第二階段連署達成率為169.06%,位居全國前列  

    • 「仇恨值」/媒體關注: 學者將其列為負面媒體曝光度高、具「仇恨值」的立委 。其總負面聲量高達73,055則,為所有被點名立委中最高  

    • 罷免成功機率評估:高。 傅崐萁長期累積的爭議形象、「花蓮國」的特殊政治氛圍,以及其極高的「仇恨值」,使其成為高度脆弱的目標。強勁的連署表現進一步證實了當地民眾對其罷免的強烈意願。近期涉及「中國因素」的行為,更強化了罷免的正當性。

    • 同意票門檻: 雖然未在提供的資料中明確列出具體數字,但仍需滿足25%的門檻  

  • 王鴻薇 (台北市第三選舉區)

    • 罷免理由: 王鴻薇被指控「通敵」(多次與中國統戰機構高層會晤)、毀憲亂政(支持違憲擴權法案、凍結國防、教育、長照等預算)、惡言惡行(散布假訊息、不實指控、在立法院與林楚茵委員發生肢體衝突並掌摑對方)以及缺乏立法專業能力和選區服務  

    • 連署表現: 其第二階段連署達成率為171% 。在27,733份的門檻下,有效連署書達到47,554份  

    • 「仇恨值」/媒體關注: 學者將其列為負面媒體曝光度高、具「仇恨值」的立委 。其總負面聲量為58,160則 。國民黨內部也將其視為「最危險」的罷免目標之一,並認為其罷免結果將影響台北市長蔣萬安的連任之路  

    • 罷免成功機率評估:高。 與徐巧芯和傅崐萁類似,王鴻薇的高「仇恨值」和強勁的連署表現是其脆弱性的有力指標。針對其國家安全、憲政體制及個人行為操守的嚴重指控,為罷免提供了強大的動員基礎。

    • 同意票門檻: 61,189票  

  • 羅智強 (台北市第六選舉區)

    • 罷免理由: 羅智強被指控「政治誠信徹底破產」(臉書粉絲造假、頻繁更換選區被稱「選舉蟑螂」)、立法院問政品質低劣(對NCC主委19秒質詢無實質內容)、毀憲亂政(支持修《選罷法》限制罷免權、試圖癱瘓憲法法庭、破壞財政紀律、將監察院預算刪至負數)、親中立場、嚴重破壞財政紀律、缺乏立委專業素養以及操作假新聞與抹黑(誣指罷免團體受民進黨「餵養」)  

    • 連署表現: 其第二階段連署達成率為156% 。在23,313份的門檻下,有效連署書達到36,398份  

    • 「仇恨值」/媒體關注: 其總負面聲量較高  

    • 罷免成功機率評估:高。 羅智強長期以來的政治爭議,包括被指控的投機行為、議事不專業,以及破壞憲政機關運作的具體指控,加上強勁的連署數據,使其成為高度脆弱的目標。「選舉蟑螂」的標籤和對監察院預算的極端刪減,對其公眾形象造成嚴重損害。

    • 同意票門檻: 57,246票  

  • 高虹安 (新竹市市長,停職中)

    • 罷免理由: 高虹安面臨貪污(詐領公費助理費)、博士論文抄襲、以及不當使用公款等具體指控 。她因誣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 。儘管因貪污案被停職,她仍持續以市長身份出席市政活動,進一步加劇了公眾不滿  

    • 連署表現: 其罷免案成功通過第二階段連署 。雖然具體連署達成率未詳細列出,但已達到90,078票同意門檻的40,801份連署  

    • 「仇恨值」/媒體關注: 她的法律問題,包括貪污和抄襲指控,引發了大量的負面報導和公眾審視  

    • 罷免成功機率評估:高。 貪污罪和誣告罪的具體判決,以及論文抄襲等指控,提供了極為強烈且明確的罷免理由,這些理由比單純的政治立場分歧更具說服力。儘管最終投票門檻較高,但成功通過連署階段,表明了公眾對其罷免的強烈意願。

    • 同意票門檻: 90,078票  

  • 其他潛在高風險國民黨立委 (7月26日投票)

    • 洪孟楷 (新北市第一選舉區): 連署達成率144% 。同意票門檻:77,972票 。高連署率顯示其選區罷免動能強勁。  

    • 葉元之 (新北市第七選舉區): 連署達成率154% 。同意票門檻:57,785票 。高連署率表明公眾不滿程度高。  

    • 李彥秀 (台北市第四選舉區): 連署達成率142% 。同意票門檻:72,073票 。強勁的連署率暗示其面臨的挑戰。  

    • 賴士葆 (台北市第八選舉區): 連署達成率137% 。同意票門檻:59,345票 。穩定的連署率顯示有相當規模的罷免基礎。  

    • 林沛祥 (基隆市): 連署達成率123% ,且其「好感度」在被點名立委中較低 。兩者結合顯示其風險高於平均。同意票門檻:57,761票  

    • 鄭正鈐 (新竹市): 亦被點名「好感度」較低 。同意票門檻:68,578票  

    • 廖偉翔 (台中市第四選舉區): 被點名「好感度」較低 。同意票門檻:72,073票  

    • 羅廷瑋 (台中市第六選舉區): 被點名「好感度」較低 。同意票門檻:57,761票  

    • 其他成功通過第二階段連署的國民黨立委,包括新北市的張智倫、林德福、廖先翔;桃園市的牛煦庭、涂權吉、魯明哲、萬美玲、呂玉玲、邱若華;雲林縣的丁學忠;以及台東縣的黃健賓 。儘管其具體連署達成率未詳列,但其成功進入投票階段,表明其選區內存在一定程度的組織性反對力量。  

B. 8月23日投票案

2025年8月23日,將有7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面臨罷免投票,此次投票可能與全國性公民投票合併舉行  

  • 林思銘 (新竹縣第二選舉區)

    • 罷免理由: 作為客籍立法委員,林思銘被罷免的具體原因是他支持刪減及凍結客家委員會預算 。客家團體批評他「未於公開場合為客家預算發聲」,並指控他試圖削減70%的客家預算,削弱國家主權,背叛客家鄉親  

    • 連署表現: 其第二階段連署達成率超過108%  

    • 罷免成功機率評估:中至高。 針對客家預算刪減的議題,對其客家選區的影響極為直接且具體,若客家社群團體能有效動員,這種「背叛鄉親」的敘事將成為強大的罷免動力。

  • 其他8月23日投票案:

    • 新北市:羅明才(第11選舉區)  

    • 台中市:顏寬恒(第2選舉區)、楊瓊瓔(第3選舉區)、江啟臣(第8選舉區)  

    • 南投縣:馬文君(第1選舉區)、游顥(第2選舉區) 。其中,游顥被指控在就任立委後隨傅崐萁前往中國,並被認為配合中國劇本,背離南投人民期待  

V. 結論與展望

2025年台灣的「大罷免潮」是一場歷史性的政治運動,其規模與影響力前所未有。這波罷免的興起,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首先,2016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修訂,顯著降低了罷免門檻,使罷免成為一種更具可行性的公民問責機制。其次,2024年大選後形成的「朝小野大」國會格局,加劇了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對立,國民黨與民眾黨在國會推動的爭議性法案及預算審議,成為引發公眾不滿的直接導火線。再者,「中國因素」的論述,在罷免運動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國官方對罷免案的罕見介入,反而被罷免團體巧妙地轉化為強化其「反共護台」訴求的證據,進一步激化了選民情緒。

綜合分析,徐巧芯、傅崐萁、王鴻薇、羅智強以及新竹市市長高虹安等公職人員,因其高連署達成率、高負面聲量以及涉及議事失職、誠信問題、親中立場,甚至具體司法案件等嚴重且持續的爭議,被評估為罷免成功機率超過50%的高風險個案。這些個案的共同特徵是其爭議已深入民心,且罷免團體展現出強大的基層動員能力。

此次罷免潮的最終結果,將高度依賴於投票率以及各政黨的動員成效。儘管部分民意調查顯示,整體上「不同意罷免」的比例略高於「同意罷免」,但這可能未能完全反映出支持罷免選民的投票熱情與動機。在罷免選舉中,支持者的投票意願往往更高,這意味著即使整體民意未達壓倒性支持,若罷免方能有效催出其支持者,罷免案仍有機會通過。

若此次罷免案能成功罷免六席以上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如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及政治學者所預測 ,立法院的政治版圖將可能重新洗牌,民進黨有機會再次取得國會多數,實現「完全執政」 。這將對台灣未來的國防預算、司法改革及其他重大政策的推動產生深遠影響  

這場「大罷免潮」不僅是台灣民主活力的展現,彰顯了公民社會的監督力量,也同時揭示了當前政治環境下可能面臨的挑戰,包括政治對立的加劇以及「報復性」政治行動的風險。其最終結果將成為台灣民主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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